1937年8月末，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召开了扩大会议，主要议程为三点：一是政治任务问题；二是军事问题；三是国共关系问题。 彼时正值全面抗战刚刚爆发、两党刚刚合作，下一步该怎么走，以什么方式走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决定了我党的未来。 会议最后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，并确定独立自主进行山地游击战的方针。在此思想的指导下，八路军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期。 这个结果是好的，但洛川会议的过程却是曲折的，会开了四天，众人就吵了四天，主席又一次成为少数，甚至向来支持他的101都觉得应该改变作战方式。 幸好，主席耐心说服，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，终于把大家劝住了。毫不客气的说，此举是拯救了出击前线的八路军！ 红军在长征时有一个口号就是“北上抗日”，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军民情绪高涨，刚接受改编的八路军也都憋着一股劲，纷纷请愿尽快上前线杀敌。 抗日必然是要抗的，关键的是要怎么抗？中央高层为解决这个问题，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，毛主席、朱老总、彭总、101等二十余位党政军负责人全部到场。 我们从已发生的历史可知，八路军是以游击战为主，深入敌后发展、不断破坏敌人的战争潜力，打破了日寇以战养战的企图。但在洛川会议前，大多数指战员并不赞成以这样的方式抗日。 在他们看来，过去的土地革命战争中，红军依靠运动战打了不少胜仗，这是我军的强项。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中应该继续发挥。 过去红军可以过运动战，成建制地歼灭国民党军，现在国共合作，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就更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打击日寇。 此时红军刚刚接受改编，举国人民翘首以盼。只要我们通过运动战歼灭几股日军，就能能迅速提高我军的威望和地位，让国人看到共产党的实力和抗日决心，打消外界质疑。 所以， 在洛川会议上，最早的军事观点就是将八路军三个师集中起来，跟着国民党军一起守住华北防线。周总理、朱老总、彭老总、101等人都是如此态度。 唯有毛主席反对。主席反对的理由很充分，他对敌我情况进行了分析，日军一个师团就有两万多人，还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。 而八路军总共只有三万多人，武器弹药、后勤物资都得不到充分保障，如果跟日寇正面对决，这支武装很可能会遭遇毁灭性打击。 并不是说要保存实力，只是要从全局考虑，当八路军没有主力部队后，我党还如何立足？别看国民党答应合作，那是在我党有实力的基础上。如果八路军被消耗光了，蒋介石想翻脸就翻脸，“四一二”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啊。 达成统一战线可以，但我们不能完全听从国民党的调动，必须独立自主。 重心应放在敌后山区，创建抗日根据地，发动当地群众，只有遇到有利战机，才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小股敌人，等时机成熟，也可以向平原地区延伸游击活动。 这些想法更符合实际，然而一开始并未赢得大家的认可，反倒让会议陷入持续的争论中。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转变思路，都想着要在抗日前线打出大的战果，不想去打游击战。 像朱老总就认为出兵要迅速，担心不打出像样的大仗，社会舆论会对我党不利，政治上怕难以立足；彭老总则态度更加强烈，认为八路军是铁军，应该打硬仗杀敌，不能躲着打。 101也开口，表示敌人已经接近了，这是打运动战的最佳时机。友军在战斗，这是配合作战的最佳时机。如果我们的参战部队太少的话，可能会让全国人民失望。 会议开了四天，争论就持续了四天，大家都敞开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并未回避分歧。与会的萧劲光后来回忆： “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，但出发点是一个，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，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。当然，这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、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，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，是高瞻远瞩的。” 萧公没有很直白地说， 但意思其实都能看出来，毛主席当时属于“少数派” 。真正从头到尾支持主席的只有一个人，贺龙。 对于那些不同的声音，主席没有采取强压的做法，而是耐心道出现实的困境，不能为了一个“面子”，把自身的“里子”全搭进去。只有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，我们才能动员更多民众抗日，才能坚持长期抗日。 如果把部队全在正面打光了，敌后没有力量去发展，那日本就有时间、有精力去消化侵略之地，届时日本就很可能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。 两国的硬实力相差过大，好在中国有足够的纵深，我们挺进敌后作战，能持续让日本“流血”、消灭其战争潜力。只要使得日本的占领成本大于占领收益，那从长远来看，远比一两场战役的胜利作用更大。 主席还特别强调，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，不能看国民党暂时友好，就心中懈怠。别人给，终究不如自己有，八路军的作战行动，指挥权必须掌握在我党手里。 当时大多数人迫切想要出兵，有一部分原因是日寇正朝着太原逼近、国民党多次致电要求增援。在几位高级干部看来，这是个展示我党的机会。 而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，国民党内部掣肘太多，无力持久，太原迟早要失守，华北迟早要